发布日期：2024-10-04 21:22    点击次数：167

⒈７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与一又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黑丝 探花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【1】子夏，孔子弟子之一，卜氏，名商，字子夏。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幼年于孔子四十四岁，《论语》中列之于“四科”中“体裁”一科。“四科”者，德行、政治、谈话、体裁也。后世列为“孔门十哲”之一。

夫子谢世之后，子夏居魏国之西河，讲学讲课，弟子宽阔，名盛一时，魏文侯、段干木、田子方、吴起诸东谈主拜之认为师。其子死，因悲恸哽噎而失明。东汉徐防曰：“臣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诗于子夏。”

南宋洪迈《容斋短文》卷十四中谓：“孔子弟子，惟子夏于诸经特有书。虽列传杂言未可尽信，然要为与他东谈主不同矣。”庞朴先生主编《中国儒学》第一卷由马勇先生撰稿，为儒学“六经”之经传以及《论语》，莫不与子夏关系。其传经之功伟矣。

【2】邢昺先生曰：“‘贤贤易色’者，上‘贤’谓好尚之也，下‘贤’谓有德之东谈主。易，改也；色，女东谈主也。女有面容，须眉悦之，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东谈主为色。东谈主多好色不好贤者，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，则善矣，故曰‘贤贤易色’也。”

据此而言，“贤贤”者，选藏有德之东谈主，而己学之以成贤也；“易色”者，须眉改动其“千里醉女色之心”为“尚贤之心”。此解省略接近子夏之意，可是，夫子、曾子均未言须眉“好色”须改之变之，何也？既能“好德”，则必能“不淫于色”，而非令东谈主“不好色”。

夫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曾子所述《大学》中有言曰：“如恶贪污，如好好色。”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则“不淫于色”。由此而言，非论男女，“好色”乃是当然之情，可是，必“发乎情而止乎礼义”方可，若“好色”而至于失去快活、不顾逆来顺受，则须改之变之。

朱子曰：“贤东谈主之贤，而易其好色之心，好善有诚也。”学习正人之谈者，所重在于他东谈主之良习，鸳侣亦当“以德相等”。好色之东谈主，或因他东谈主之有好意思色而千里醉，千里溺于情色而难以自拔，或因他东谈主无好意思色而憎恶、摈弃，如斯而失去仁心，则无以成正人之德。

【3】“事父母能竭其力”者，由衷由衷待其父母，力所能及则不可不停尽其力，唯恐有涓滴懈怠懒惰。遇事则拈轻怕重，作念事苟全人命，貌似骗取父母，实则骗取己心，非孝子所当有。此所言虽及于力而未及于心，而无其心者必不成竭其力。

“事君能致其身”者，谓为臣而承君王之命以行事，当置存一火于度外。所谓“致其身”，非谓不吝一死也。君之所命，关乎民生国计，既已承其命，则当尽责尽责，心之所计在于事之成，而不在于本身之得失，若非如斯，终究不足以成正人之德。

“与一又友交言而有信”者，待其一又友，则所言必真确，既言则必行。所谓“言而有信”，在于所言必出于赤诚且严慎，在于“说到作念到”而非冲口而出、轻言轻诺，如斯方真确。欺心之言不真确，无据之言不真确，轻诺之言不真确。非惟其言不真确，其东谈主不真确也。

【4】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一又友交言而有信”，朱子曰：“四者都东谈主伦之大者，而行之必尽其诚，学求如是良友。”何故谓之“东谈主伦”？此四者，实为配偶、父子、君臣、一又友，乃“五伦”之四。可是有此四者之东谈主，生而有之乎？学而有之乎？

子夏曰：“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此所谓“虽曰未学”，或自曰“未学”，或东谈主曰“未学”，盖都以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为“学”，若未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则为“未学”。子夏谓“吾必谓之学矣”，盖子夏所谓“学”，非以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与否为准。

子夏之言，既是“东谈主伦”之事，既有一又友、君臣、父子、配偶，则所谓“未学”之东谈主，非鳏寡寂然之东谈主。东谈主自降生为始，即处于世东谈主之中，其言其行必有学之于东谈主者。何须非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，尔后方谓之“学”哉？

有东谈主若能尚德重于好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于一又友交能言而有信，则是能守捏其心之诚、性之善，而不受偏妖言行之浸染者。既非鳏寡寂然之东谈主，其能守捏心地之诚善，能不受偏邪之浸染，必是有得于内，然亦焉能无得于外者乎？

东谈主之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者，亦须先务“德行”之本，进而成其德、全其行。东谈主之未“念书”、“拜师”者，由他东谈主而得知为学之谈，进而能守捏其心之诚、性之善，而务于“德行”之本，虽未至于成其德、全其行，而可谓有学有行矣。

【5】邢昺先生解之曰：“言东谈主生知行此四事，虽曰未曾从师伏膺常识，然此为东谈主行之好意思矣，虽学亦不是过，故吾必谓之学矣。”按前一章“行过剩力，则以学文”之言，则可谓“学”必以“行”为先，无其“行”则必非“真知”。可是，不可谓之“抑学扬行”。

船山先生曰：“使其抑学扬行，则当云‘虽其未学，亦与学者均矣’。子夏到底重学，以破一切高远之说，谓此‘亲贤尽伦’之事，东谈主有妄谓其无假于学者，而我必谓非务学之至者不足与此。则天地岂有生而知之之圣贤哉？”又曰：“是圣学、异端一大鸿沟”。

朱子解之曰：“言有能如是之东谈主，苟非生质之好意思，必其务学之至。虽或认为未曾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”船山先生曰：“而所云‘生质之好意思’者，则除下圣东谈主生知、安行一例认为言”。此则有“圣东谈主不假于学”之嫌，易导学者于“性三品”之邪道，故不可不辨明。

所谓“性三品”之说，韩愈先生之说也，谓有“圣东谈主之性”、“恶（音饿）东谈主之性”、“斗筲（音抖烧）之性”。谓“圣东谈主之性”有善无恶，“恶东谈主之性”有恶无善，“斗筲之性”善恶搀杂。此说与孔子、孟子二圣之言不符。

夫子曰：“性邻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又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勤学也。”又自谓“放学而上达。”孟子曰：“无哀怜之心非东谈主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东谈主也，无虚心之心非东谈主也，无长短之心非东谈主也。”又曰“性善”。此谓圣东谈主亦学，东谈主东谈主性善。

1.8子曰：“正人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。过则勿惮改。”

【1】所谓“正人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”者，邢昺先生列有二说。其一，解“固”为“蔽”，“言正人当须敦重，若不敦重，则无威严。又当学先王之谈，以至强识博闻（音志），则不固蔽也。”此是行动两句而作解，而重于“无礼”与“学”也。

其二，解“固”为“坚固”，“‘言东谈主不成敦重，既无威严，学又不成坚固、识其真谛也。’明须敦重也。”此是行动依据而作解，而重于“无礼”也。朱子取此解，谓“轻乎外者，必不成坚乎内，故不安详则无威严，而所学亦不坚固也。”

两解之理，都无错谬。可是，自二“则”字而言，愚畴昔解为优。学正人之谈者，是为行正人之谈；行谈须有威，有威尔后其言行真确于众；若不无礼则不成有权威，是故正人之先务，必在于无礼。重，邢昺先生解为“敦重”，朱子解为“安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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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敦重”与“安详”有何不同？由“品行”而言，谓之“敦重”；由“德行”而言，谓之“安详”。“品行”是从与生俱来之“快活”而言，“德行”则兼顾“品行”与“素质”。“品行”为“德行”之始，“德行”为“品行”之成。

前章子夏之言，偏重于“品行”；此章夫子之言，侧重于由“品行”而至于“德行”。是故，邢昺先生之解重其始，而朱子之解重其成。《易》曰“厚德载物”，德不厚者，其容东谈主有限；德既厚矣，载物雄伟。“正人”之“重”，在于“德行”。

邢昺先生与朱子，都谓“威”为“威严”。正人之“威严”，非谓“严厉”，非借“权势”，乃是“尊容”。有“德行”者，令东谈主凛可是生敬意，由此而使东谈主凛然不敢侵扰。子民能凛可是生敬意，“敬生信”，然后正人之谈可行；不正之徒能凛然不敢侵扰，然后郁闷可止。

【2】所谓“学则不固”，若从“不重则不威”而言，则可谓正人之“安详”，乃是为学之压根。“品行歪邪”之东谈主，必先划定其“品行”，然后能学正谈。不然，虽有正谈亦难认同；纵令拼集而学，弥远不成划定其“品行”，若非沽名钓誉名利之徒，则是假仁假义假道学。

逢蒙学射于后羿，其品行歪邪，艺成而射杀后羿；李斯拜荀子为师，心存名利，终弃王谈而行淡漠；王莽力学先王之书，品行歪邪，终成窃国之贼。嬴政、胡亥，闻圣贤之谈，必认为堕落；隋炀帝、陈后主，纵满口仁义谈德，亦是泼辣荒淫之主。

若单言“学则不固”，则所重在于“学”。东谈主东谈主与生俱来都有良知，可是，若其蒙昧未启，不识正谈，则或不免“近墨则黑”，或“自作贤达”、“拘束己见”；如井底之蛙，所知短促；虽长短倒置而不自知，或以本身终身为查验，若居君臣之位，则以臣民为查验品。

邢昺先生何故明言“当学先王之谈”，而非盛大言学？比方学琴，不知琴谈，仅仅琴技；比方远行，不知正谈，容易误入邪道。明知正谈者，偏颇可辨；不知正谈，虽迷而不自知。不学先王之谈者，见异端则赞赏。“先王之谈”安在？在“五经四书”。

【3】“主忠信”者，邢昺先生与朱子之解大不调换。邢昺先生曰：“‘主忠信’者，主犹亲也。言凡所亲狎，都须有忠信者也。”此谓正人之所亲近者，当亲近忠信之东谈主，与“亲仁”之义邻近。正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东谈主以群分”。唯忠信之东谈主，方是相辅互助以行正人之谈者。

邢昺先生之解，在于“成德”之正人“行谈”之要事。夫子之言，冠以“正人”，非泛言为学之世东谈主，故其解或近于正。正人行谈，若与不忠不信者为伍，轻则其口血未干，重则行事舍弃，乃至瞒上欺下，非惟不足以行谈，甚且损民误国。

朱子曰：“东谈主不忠信，则事都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，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。”此乃从本身之忠信而言。按此，则“主”字之义，是以“忠信”为我方身心之主，换言之，心之所想必由忠信，身之所行必由忠信。

“正人”既是“成德者之称”，则无“忠信”者必非“正人”，故朱子之解，不如邢昺先生之解，然亦有其真谛。从修身而言，若无忠信，则所言所行之事难以令东谈主置信，故曰“事都无实”；遇名利得失之威胁、诱导，必私心为主，故曰“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”。

【4】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邢昺先生与朱子之解调换，其意都谓“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”。此解颇为后世所疑。何故疑之？不知“同道为友”、“交友以德”、“以友辅仁”，而以庸碌盛大之交认为“友”，是以而生疑问也。若能明二者之异，则此疑自解。

“不如己”，或可作如下两解。一谓“与己不同”，二谓“不足于己”。若谓“与己不同”，则是“不忠不信之东谈主”，如斯，则“末与不忠不信者为友”则是理所固然。若谓“不足于己”，则谓虽不无忠信而忠信有所不足之东谈主，如斯作解，亦无不可。

“忠信”乃是发之于己心，而落实于言行者，非可从“量”之多寡比较较者。程子曰：“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。”若既有忠又有不忠，则非“尽己”，其言行有真确者，亦有不真确者，则岂可谓之“忠信”之东谈主哉？

杵臼之交友，非欲借友以谋私利，乃是为修身与行谈。倘若与不忠不信者结交为友，则既有害于修身，亦有害于行谈。可是，正人不与不讲忠信之东谈主交友，若非郁闷之徒，亦非弃之，但以“博爱众”之心而待之、以“恕谈”容之可也。

朱子曰：“‘无’、‘毋’通，破碎辞也。友是以辅仁，不如己，则有害而有损。”所谓“有害”者，谓有害于修身行谈，而非无利可图；所谓“有损”者，谓有损于修身行谈。正人交友，本身必忠信，亦必结交忠信之东谈主，且期东谈主东谈主都能忠信。

【5】“过则勿惮（音但）改”之“过”，正体字为“過”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过，度（音杜）也。从辵（音辍），咼（音郭）声。”以“度”解“过”，谓东谈主之言行，当守轨范、分寸，背离轨范、分寸则为“过”，是以正而解不正。

由“過”之“从辵，咼声”而言，“辵”，或谓东谈主行于路，或谓东谈主行之路，是从东谈主之行作解；“咼”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口戾（音利）不正也。”盖谓言出于口，而多戾气，此谓当正而不正，是从东谈主之言作念解。是故“過”字之义，谓有言行有轨范、分寸，而高出轨范、分寸。

朱子曰：“惮”畏难（音南）也。”其此从“心”，则东谈主之畏难，惟在于其心，非不成也，是不为也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改，更（音庚）也。从攴（音扑）己。李阳冰曰：‘己有过，攴之即改。’”所谓“攴之”，义为“迫使我方”。所谓“改”，义为“由不正而反正”。

自心本知轨范、分寸，亦知高出轨范、分寸，可是，既知高出轨范、分寸，则不宜心存畏难而不改而反正，不然，谓之“自治不勇”。朱子曰：“自治不勇，则恶（音饿）日长（音掌），故又国则当速改，不可畏难而苟安也。”

东谈主常谓“东谈主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东谈主若以此而款待他东谈主则可，若以此而款待我方则不可。圣者得谈，贤者遵谈，当初未达圣贤之时，必有知过必改。正人学谈，学圣贤者也，若有知过必改，则可达于圣贤；若有过而畏难，终究不改，则亦终无达圣贤之日。

【6】朱子引游氏之言曰：“正人之谈，以威重为质，而学以成之。学之谈，必以忠信为主，而以胜己者辅之。然或吝于悔改，则终无以入德，而贤者亦无意乐告以善谈，故以过勿惮改终焉。”此为总解此章之义。

欲学习而成正人，必无礼而有威仪，故先言“正人不重则不威”；欲学习正人之谈，必有忠信认为心想身行之主导，必以忠信者为友而相辅成仁，故次言“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”；欲己之达于忠信而得忠信者为友，必有过而敢于改正，故终以“过则勿惮改”。

换言之，有舛误、恶习，若内心畏难而不改黑丝 探花，则非忠信之东谈主，悔改尚且畏难，岂能担当正人之任？交友不求忠信之东谈主，则我方亦不足以成忠信；我方身心不以忠信为主导，则为不无礼而必无威仪。程子曰：“正人自修之谈当如是也。”学者当深想而力行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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